有人说,规范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是好事,能把那些只收费不教学的点清理出去。也有人说,这不过是把门槛抬高,让原本就不好找的学习途径变得更窄。我翻了一下2026年初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公示和整改名单,发现两种说法背后其实指向同一个矛盾:我们到底要的是“干净”的继续教育,还是“可用”的继续教育?这两件事在当前的环境下,不一定能同时实现。
过去三年,我陆续对比了大概十来个省份的校外教学点备案情况。一个不算意外的发现是,被撤销或暂停招生的点里,大约有六成左右确实存在明显问题,比如超范围招生、教学场地不达标、学生投诉集中。但剩下那四成,其实只是“不符合新规中的某一项硬指标”——比如属地化管理要求教学点必须设在高校所在省份内,跨省设点的全部要重批。这个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,一些在中西部地区做了七八年的合作办学点,因为挂靠的东部高校无法继续授权,只能关门。

从逻辑上看,规范教学点设置的文件初衷不难理解。教育部在2026年强调的“谁设点、谁负责”,本质上是想把办学主体责任压回高校。以前很多高校把教学点外包给社会机构,高校只拿管理费,教学质量基本靠机构自律。现在要求高校直接派人参与教学、考试、学籍管理,投入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有意思的是,我注意到一些高校的选择不是增加投入,而是直接砍掉大部分校外教学点——反正继续教育在学校的收入占比已经不到两成,不值得为此承担风险。

这就引出一个反常识的推测:严格规范校外教学点,短期内反而可能加剧继续教育的“供给收缩”,而供给收缩不会自动带来质量提升,更可能的结果是在职成人学员的选择变少了。我观察过某个东部省份的数据,2025年该省备案在册的校外教学点大约有240个,到2026年6月,通过新规审核的不到90个。缩减比例超过六成。同期这个省份成人高考的报名人数并没有明显下降,依然是将近八万人。这意味着每个留存下来的教学点,平均要服务比之前多两倍以上的学生。

说实话,我之前也相信“门槛提高就能倒逼质量”。但现在看,这个判断可能过于简单了。教学点少了,单个点的学生规模爆增,如果高校派驻的管理人员没有相应增加,反而更容易出现管理漏洞。我听说过一个案例:某高校在一个地级市只保留了一个教学点,这个点一年要负责近两千名学生的面授、考试、论文指导,而高校派来常驻的只有两个人。结果期末考试还是得靠机构原来的兼职人员监考,代考现象跟之前比其实没什么变化。
| 对比维度 | 规范前(约2023-2024) | 规范后(2026年预期) |
|---|---|---|
| 单个省份教学点数量 | 两三百个左右 | 不到一百个 |
| 教学点平均学生数 | 三百人上下 | 超过八百人 |
| 高校直接派驻人员比例 | 约一成 | 接近三成 |
| 学员满意度(模糊估计) | 大概六成 | 尚未有可信数据 |
当然,这个对比有很多不确定性。不同省份的执行力度差异很大,有的地方把标准定得极高,有的则相对宽松。而且新规才执行不到一年,很多影响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。我比较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:那些被砍掉的教学点所服务的学员,现在去了哪里?有一部分可能转向了高校直属的学习中心,但据我所知,直属中心的容量非常有限。另一部分可能干脆放弃了继续教育的计划。还有一部分,很可能流向了那些不在备案体系内的“灰色教学点”——也就是没有高校授权、但打着高校旗号招生的机构。这类机构在规范政策出台后,反而因为正规供给减少而获得了一定生存空间。

我对比过两个城市的后续情况。一个城市严格按新规执行,只保留了四个教学点,全部由高校直接管理。另一个城市在实际操作中稍微“变通”了一下,允许一些条件较好的跨省教学点通过联合申报的方式继续运作。半年后,前一个城市的继续教育新生注册数下降了将近四成,而后一个城市的下降幅度不到两成。两边的考试通过率和学位授予率,目前看不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。这让我有点动摇——也许校外教学点的核心问题从来就不是“该不该设”,而是“怎么设才能既规范又不至于断流”。
从更长的周期来看,2026年的这份规范文件,可能会成为继续教育分化的一个标志。一批高校选择彻底退出成人学历继续教育,把精力集中在全日制和研究生教育上。另一批高校则把继续教育做成了“小而精”的封闭项目,学费翻倍,只面向本地少量在职人员。还有极少数高校,尝试用在线教育的方式绕过物理教学点,但线上教学的效果监管目前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。
这些路径之间,我不确定哪一条更值得推荐。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有它的成本和收益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“规范、优质、公平”的继续教育体系,不太可能靠一两份文件就实现。那些被清理掉的教学点背后的需求,那些因为失去学习机会而沉默的成年人,他们接下来会选择什么,可能才是更值得长期观察的角度。